他是一位仅读到小学四年级、布店学徒出身的锁厂小老板，在抗日烽火中，带着上海利用五金厂的7名工人和10台机器，辗转数千里，奔向延安；在延安，他为边区和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，被、林伯渠称为“边区工业之父”；1958年作为八大的代表，他致信毛主席，自告奋勇地建议，要用“蚂蚁啃骨头”的方法，在上海制造出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……一项项的自主创新、科技攻关，使得本文的主人公——沈鸿，最终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国工匠，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。
1906年5月19日，沈鸿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小作坊主家庭。七岁时，父亲因病早逝，孤儿寡母生活十分艰难。1917年，刚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沈鸿因病辍学回家，但坚持自学。1919年，他只身来到上海虹口的协泰新布店，跟着吴粤成做学徒，开始自谋生路。
沈鸿勤快又爱动脑子，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干杂活、学卖布技艺。布店附近有不少小机器厂，沈鸿一有空闲，就到这些厂看工人干活，常常会盯着一部机器出神。有一次，他花一元多钱买了个怀表，总想着弄明白这表的时针、分针为何能如此协调地走动，就在几天里拆了装，装了拆。后来沈鸿常说自己这个工程师是从拆修钟表起家的。
五四运动后，虹口的六路商界联合会开办夜校，沈鸿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。1924年秋，沈鸿看到商务印书馆正出售《世界十大成功人士传》，就买了一本反复阅读，爱迪生、法拉第、瓦特等科学家、发明家勤奋学习、勇于创业的故事给了他极大的启发和鼓舞。
在多年自学和实践的过程中，沈鸿对弹子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买来了一副弹子锁，很快就把它拆开，琢磨它的构造。但拆开容易，装起来难。他试了几次，怎么也装不上，就跑到修锁的铺子里去请教师傅。师傅装配起来后，他回到布店又把它拆开，再自己重装。就这样多次反复，终于弄清了锁的构造与装配要领。
1931年，沈鸿谢绝师傅吴粤成的一再挽留，离开工作了12年的协泰新布店。他与布店同事张念椿、蔡澜达等集资5000元，花3500元购买了制锁的全套设备，又自己设计和制作了一些小型专用设备。1931年12月，利用五金工厂在虹口正式开张，沈鸿成了上海滩上一名追求实业救国的小老板。
为了造好第一把弹子锁，沈鸿到市场搜罗了一大堆各种锁头，一个个拆开，反复对比研究，找出各种锁的优缺点，然后自己设计、优化、试验，第一把质量合格的弹子锁终于制造出来，并很快批量生产。利用锁厂将自己生产的弹子锁的商标定为“狗”牌，寓“如警犬守门”之意。
“狗”牌弹子锁质量与洋锁不相上下，售价大大低于洋锁，很快在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，还远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。这自然激起了洋人的惊奇和嫉恨。美国耶勒公司先想花钱收买利用锁厂，遭沈鸿拒绝，后又实施降价销售政策，企图把利用厂击垮。沈鸿没有知难而退，他深信，只要自己肯钻研技术，中国人可完全制造出那些洋人居为奇货的产品。只要生产出好的产品，中国人会选择国货。
“狗”牌弹子锁打开了市场，利用厂也积累了资金与技术。沈鸿逐步扩大再生产，制造小机床，并将业务拓展到了汽车制造。正当他满怀憧憬、大显身手时，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了上海。
国家危难之际。为保存上海这一“工业重镇”的诸多工厂及设备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讨论决定“择安全地点”迁移工厂。
1937年8月25日晚，沈鸿租了两条民船，与工厂众人一起，带着十余吨重的十台机器，随第一批迁移工厂从苏州河起航，历经千难万苦，在9月下旬到达武汉，临时成立“利用武昌厂”。12月13日，南京被日军攻陷，武汉也有了沦陷之虞。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。偶然机会下，沈鸿听了《大公报》记者范长江的演讲，了解了延安的情况，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。这时，沈鸿又偶遇在上海读夜校时的同学陈振夏，获悉八路军获得平型关大捷，开始感到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，更坚定了奔向延安的决心。
于是，沈鸿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写了一封信，办事处很快就派人登门拜访，欢迎他去延安。12月27日，沈鸿与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商谈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事宜，谈定机器由无偿借用，抗战胜利后原物归还；如到时不能归还原物，则可以相当原物价值的货币归还，涉及机器人员迁移的一切费用开支，均由办事处负责。12月28日，沈鸿即将商谈的情况致函在上海的利用厂董事会，表明“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，我辈既生一日，万不能坐视一日”，八路军“愿无条件运陕，但祈机器不废置，而国家好多几分实力”，征求各股东意见。利用厂董事会很快复电“以国家利益为第一”，同意人员与设备迁往陕西，并委托沈鸿全权处理。
1937年年底，沈鸿与师弟和自愿前往陕西的六位徒弟，带着十台机器设备，从汉口分两路向西安进发。运送机器的一路，由大徒弟陈孝良随车押运，坐火车的一路由沈鸿带领。那时，凡是运进陕甘宁边区的物资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，何时转运只能等待时机。1938年1月31日凌晨，正是农历腊月三十，大雪纷飞，天还未亮，五辆延安派来的汽车载着沈鸿等人和机器设备悄然离开西安。经过五天艰辛历程，终于在2月4号农历正月初五到达延安。利用五金厂也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迁到陕甘宁边区的工厂。
当时的延安缺吃少穿，机器制造业更几乎是一片空白。沈鸿带到延安的机器，除去车床、钻床、铣床、刨床等十多台母机外，还有电动机、发动机等九套设备，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，131支钻头和其他一些工具，以及《化学工业大全》等18册技术书籍。这些机械虽然平常，但因为有了制造机器的母机，对处于封锁中的延安来说，实属珍贵。
1938年2月6日，沈鸿到达延安的第三天，重新组建军事工业局，滕代远出任局长；又很快成立陕甘宁边区机器厂，沈鸿担任该厂的总工程师。
在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，边区的工业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。当时，八路军和游击队分散各地，枪械自然只能随时随地修理。前方各个战地修械所急需一些轻巧灵便、简单实用、适合贴身携带的机械设备。沈鸿与工人们一起研究设计，经过半年的摸索，试制成了一套仅2.5尺长的袖珍车、铣、刨、钻组合在一起的小机床，全套设备只需两匹骡马就可以搬运，很适合战地使用。沈鸿他们很快又制造了30套，分送到各战地枪械修理部，大受欢迎。这种机器可用骡马拉着走的马背工厂，也成了兵器制造史上的一个创举。
抗战需要大量的步枪，自己造枪总得先有设备。沈鸿从来就没接触过造枪的设备，就请从太原兵工厂来的工人仔细描述机器的形状、作用和性能，组织大家一起设计，一起试制，一起改进。1939年4月25日，陕甘宁边区第一支步枪试制出来了。随后，沈鸿又找到了火药的配方，解决了打造酒精蒸馏塔的难题，成功造出了硝化棉火药。
制造机器设备和枪械自然离不开钢铁，可延安哪有那么多的钢铁呢？于是，军事工业局成立了炼铁部，指定沈鸿负责并兼总工程师。他们从《化学工业大全》等资料中学习了炼铁的知识，在延安的大砭沟动手干了起来，根据延安没有焦炭只能用木炭做燃料的实际，设计了相应的小高炉，一昼夜也能炼出一吨多生铁。
沈鸿为子弹厂、迫击炮厂、枪厂、火药厂等各兵工厂提供成套机器设备，为制药厂、造纸厂、印刷厂等民用工厂提供各种单机和重要部件。他为边区和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，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。
1942年，为他亲笔题写了“无限忠诚”的奖状，还专门在窑洞里约见了沈鸿，鼓励他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搞工业。此后，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《经济问题与财经问题》时，专门说道：“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十部机器迁来边区，为八路军服务，沈先生本人亦来边区工作。从这时起，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，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，作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。”
1944年5月10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《模范工程师沈鸿》一文，全面介绍了沈鸿的模范事迹。、林伯渠等人还亲切地称沈鸿为“边区工业之父”。
1949年3月，沈鸿随华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进入刚解放的北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电机制造工业部、煤炭工业部、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等。
“一五”计划的实施，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。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，民用和国防工业都需要大型锻件，可当时国内的几台中小型水压机，根本没办法锻造大型锻件，国家发展所需的大型锻件只能依靠进口。1958年5月22日，作为八大代表，沈鸿致信，自告奋勇地建议：“万吨级的水压机在我国应有若干台，分布在重要工业区……如果上海愿造，我也能参加。”
收到这封信后，当即批转：“小平：此件请即刻付印，发给各大会阅。”又亲自拿着这封信，问上海市委负责人：上海能不能干？愿不愿意干？在得到上海市委的肯定答复后，很快交中央经济小组开会决定，组成万吨水压机设计班子，由沈鸿任总设计师，到上海主持设计和制造工作。
沈鸿带领年轻的设计班子来到了江南造船厂，紧紧依靠技术工人的技术和创造力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他们从设计制造120吨的模拟小水压机开始，采用铸钢竹节式焊接方法，解决了大型铸锻件的拼焊难题；创造了蚂蚁啃骨头，蚂蚁顶泰山和银丝转昆仑等办法，解决了巨大横梁的切削、顶高和翻身等难题。
1961年12月8日，万吨水压机的四万六千多个零部件全部制好，又用了两个月时间安装。1962年6月22日，中国设计制造的世界上自重最轻、高度最矮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安装成功。它的制造成功不仅填补了中国重型机械工业的一项空白，还能一机三用：既能自由锻，又能模锻，还可以冲孔，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万吨水压机都没办法做到的。
20世纪60年代，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，又遇到苏联援华技术人员全部撤走，给我国多项进行中的建设带来了困难。为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国防工业，中央决定自力更生谋发展，安排研制九项大型成套设备。这九项大型设备共包括840种1400多台套、总重45000吨的设备，由全国上百个单位参与制造。正在上海负责安装万吨水压机的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沈鸿，又被指派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和副部长，专责主持研制九套大型设备。经过多年研制，这九套设备相继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，奠定了我国大型机械设备制造的基础，为发展我国机械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当时，三门峡水电站建设也遇到了难题，沈鸿受命攻关。他制订方案，组织力量，攻克了大水轮机转子的焊接难题，保证了机组的安装与发电。此外，他还参与筹建了马鞍山车轮轮箍厂，解决了火车轮箍的替换问题；又投身三线建设，研制攀枝花钢铁厂全部设备，创造了“综合平衡”的建设经验；在建设本溪钢铁厂1700毫米热连轧时，充足表现了他重视自主创新的精神。
1981年，葛洲坝水电机组启动调试过程中，由于轴瓦过热，多次发生磨损事故，一部分验收代表认为机组已无望启动，水电部长钱正英向沈鸿求助，沈鸿多方指导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和改进，终于在第16次启动后获得了成功。钱正英后来撰文回忆道：“最后，葛洲坝建成两台170兆瓦、19台125兆瓦，总装机容量2715兆瓦的世界规模最大的低水头电站和世界最大的转桨式水轮机组，至今已安全运作了25年，这自主创新的首功应推沈鸿。”
沈鸿带领团队一次次取得了重大科研项目的成功，被赞誉为“大国工匠”。1980年，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，也是中国科学院仅有的一位没有学历的院士。
1998年5月20日，92岁的沈鸿在北京逝世。沈鸿百年诞辰那年，亲笔题写：“沈老从带着几台机床去延安参加革命，到组织设计制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建设，闻名遐迩。值得很好纪念。”
沈鸿创办的利用锁厂1964年迁至宝山罗店的东西巷里，创造了中国锁业发展史上众多的第一。
2.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、海宁市人民政府：《沈鸿——纪念沈鸿诞辰100周年》，2006年版
4.《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》，载1944年7月30日《解放日报》
5.沈鸿：《沈鸿文选·第一次见毛主席》，机械工业出版社，1993年版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